关于红军长征去陕北的决定，都说是在1935年9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抵达甘肃省哈达铺看到“国民党的报纸”才决定的。
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曾多年研究和搜集长征的资料，并采访了包括在党和政府担任要职的许多长征幸存者，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对哈达铺报纸如是写道：“红军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近代史研究》载文说：“据许多史料证明，红军长征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党中央和红军到哈达铺时，向何处进军心中无数。这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根据这一重要消息，中央才做出向陕北进军的决定。”
总之，都说是一张报纸“定乾坤”。
从上面引文，均未指出到底是看到哪一张报纸，前些时，邵燕祥先生在题为《历史需要注释》一文中，引述作者陈靖《诗言史》（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如是说：“今天多方面实际材料完全证实，尽管说法有某些细节略有不同，但都一致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讲到哈达铺这天下午（九月二十一日）部队从邮政局弄到许多报纸，马上交给了最高军事首长彭德怀。他从山西省报上发现：陕北不但有北方红军，而且有南方红军，程子华、徐海东指挥的红军已经到了北方。他惊喜之后，马上派骑兵通讯员送给张闻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夜之间，方向和目的全明了——到陕西北部地区去！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的。按中央原来的决定，北出岷山后，向川、陕、甘边这一带建立根据地，但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是否还去？在此时刻，见到这份报纸，的确是顿时云散天开。这也正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曾多次流露过的心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请注意，引文指出的报纸是山西省报。
1996年10月4日《南方周末》第一版，载文题为《哈达铺报纸是怎么来的？》，副题为“一个微小的细节决定了一次伟大的抉择”，作者云立新。其中如是说：“对于哈达铺报纸的来历，史学家们曾苦苦搜集资料，而谁能想到笔者在与一位老红军交谈时无意中获悉哈达铺的报纸正是他找来的。”“这位老红军叫陈诗林，现年82岁，家住银川市宁夏军区大院。”“陈诗林说：‘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周副主席（周恩来）对邓大姐（邓颖超）说：‘我翻雪山过草地到了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像个睁眼瞎。’他看看我说：‘陈诗林小老表，现在你没啥事，出去找些报纸来。’我听了立即走出四合院，一上街就碰上了汀州红军卫生军校的同学欧阳懿、陈志芳、谢登鸿。”“我们四人吃完饭，一起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伪镇公所，看见堆着一大堆国民党的报纸，我们找出几张《大公报》。报纸上有关内容大致是：‘共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南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向北逃窜，进入陕北匪区。’我把这几张报纸交给周副主席。后来我们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到了陕北。我当时哪里知道红军去陕北与我拿来的报纸有关系。”请注意陈诗林回忆是：几张《大公报》。
见此，引起我极大兴趣，为搞清当时到底是哪一张报纸“定乾坤”，起了这么大作用。在北京几家存有旧报纸的三家图书馆，一是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均没有查到1935年9月份山西有关方面的报纸，只好仔细查找1935年9月份的《大公报》。
在1935年9月15日《大公报》（第三版）上有两则电文，其中第二则电文全文如下：
北平电话
关于陕北最近剿匪情形，据某军事机关接陕北十三日来电称，刘子丹匪部之主力，于四日由廷川县属永平镇地方向安塞县北之榆树茆移动。希图窜往西北三边一带，利用该地为陕甘绥宁四省交界之地，以便与在陕甘接界盘据庆阳之徐海东相呼应，另有刘匪之一部，于十日曾进攻绥德东之二十里埠，当被绥德防军击退，由绥德通黄河岸之大路，被阻已月余，刘因驻绥之八十四师部队，与过河山西军队，业已衔接，故交通已恢复，晋军过河者现已有四旅，以黄河西岸渡口至宋家川为中心，又王以哲军之何立中师，十二日已进至甘泉，于十四日可入肤施县，该地为延安府旧址，乃陕北重镇，被匪围困，交通断绝者己有四个月之久，现王军到达，得以解围，此为陕北军事一重要进展也，至于徐海东匪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迭与三十五师马鸿逵部激战，据最近军报，马部曾击毙其伪团长二名，营长三名，连排长及伪军委员若干人云。（注，其中刘子丹应为刘志丹）
从以上电文，不难看出，在陕北不仅有北方红军刘志丹部，还有南方红军徐海东部，正应了邵燕祥先生文中所说的。至于陈诗林所说报纸大致内容，并比较肯定是几张《大公报》，但却没找到他说的大致内容。从该文用大致二字，可断定陈诗林没有重新翻阅当年（距今已65年）的《大公报》。
那么到底是哪家报纸呢？或是几家报纸？但其中必有一份《大公报》是可以基本肯定的。从当时当地情况分析，1935年9月《大公报》只有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创刊已是转年4月份的事。天津《大公报》当时是北方发行量最大的报纸，9月15日的报纸在9月21日能够抵达哈达铺是可能的。
附带说一句，当年《大公报》向来不称中国共产党为“共匪”，不称红军为“匪军”。而以上电文却多处称“匪”是怎么回事呢？不称“匪”是指大公报发表社评、短评及自己报纸特派记者的新闻报导而言，至于其它方面如中央通讯社等方面来的电文，则是按原样刊登。这可能是后来的评论家所批判的《大公报》“资产阶级有闻必录”的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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